“自我”在历史变迁中的浮沉 ——谈20世纪30(3) - 时代汽车杂志社投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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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我”在历史变迁中的浮沉 ——谈20世纪30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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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被如火如荼的战争氛围所笼罩，这时，难有几位国人能真正远离这一大时代的影响。李健吾的夫人尤淑芬曾说：“抗战时期，健吾苦于腰腿病和家室之累，而困居沪上。但他的心始终追随着民族抗战的节拍。《八月的乡村》使他振奋，叶紫的小说使他激动。从这些凝聚着血和泪，仇恨和反抗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，他看到了革命的洪流，听到了时代的脉搏”[8]224。而文学史上的20世纪40年代，更是一个文学理想和文学秩序都将从“现代”转向“当代”的特殊而关键的时期。这一时期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交织得更加紧密，文人对时代和审美的追求更加复杂，因而，文学批评也呈现出更多的张力。在李健吾的批评作品中，不再仅仅有“自我”，还大量出现了时代、社会和人民，这两方面在《咀华二集》《咀华记余》《方达生》和《从生命到字，从字到诗》等中都可见一斑。

最直接而明显的，当属这一时期李健吾在评论对象的变化上。《咀华二集》的评论对象除了朱大枬、芦焚外，还出现了萧军、叶紫、夏衍等围绕在鲁迅周围的文坛左翼青年才俊。这与《咀华集》的“京派”为主，提携“小”作家的评论对象选择是完全不同的风格。这表面的原因是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处于苦闷、彷徨中的李健吾在上海接触最多的朋友主要就是郑振铎和巴金了，他们两位对于他的阅读趣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背后的原因则是他的妻子尤淑芬提到的，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氛围磨砺着批评家的审美感受，新的文学主张或主动或被动地渗入了批评家的神经，致使他们与时代的脉搏同跳动，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我悄悄藏逸。

与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对“人性”“自我”的推崇明显不同的是，李健吾20世纪40年代的批评文字中，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些当时颇为流行的字眼和观念，像“诗与时代”“诗与人民”“诗与民间传统”。1948年7月，李健吾发表的《从生命到字，从字到诗》的评论文章，一开篇就先承认了深入生活、体验生活的必要性。他的诗论也开始着意提倡诗人作为一个“人”的寻常性，而放弃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主张诗人应“体会灵魂最后的挣扎”的主张，承认“做人便有社会性”，鼓励年轻人走出书斋，投身社会。

相应地，李健吾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标准，在“自我”的基础上，也加入了理性归纳和分析的笔法。经过抗战与抗战文学的洗礼，李健吾基本认同了“文学是时代的反映”的主张。因而，“时代感觉”成为李健吾品评《清明前后》等作品的重要凭据，他开始关注作品反映的社会真实及时代、人心的变化。他提出，茅盾的“本色”在于“看见罪恶，揭发罪恶”，“原来是什么模样，还它一个什么模样”[9]。而茅盾揭发罪恶方式是一种“科学的自然的方式”，他的具体手法是“从四面八方写，他从细微处写，他又嫌猥琐，他不是行舟，他在造山——什么样的山，心理的，社会的，峰峦迭起，互有影响”[9]537。他还说，这种“科学观”和“有机整体观”使得茅盾与左拉、巴尔扎克比类似，并由此成就了他们各自的完美和崇高，茅盾也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的大小说家。

评价标准的转变也使李健吾文学批评的语言风格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，显出很大不同。和《咀华集》的俏皮、活泼、文采斐然相比，《咀华二集》明显加入了更多质朴、厚重的味道，而且在技巧上更为严谨圆融。比如，他这样评价叶紫的小说。

“他的内容，无论详略，永远是斗争的，有产与无产相为对峙，假如无产这方面失败了，他给无产留下象征的希望。在真实的续写之中，我们常常感到勉强与夸张。决定他观察的角度，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心情，而是态度和理论。”[7]319

当然，40年代的李健吾并没有因为时代巨潮的影响而完全放弃他对“自我”和人性的守望，因而即使这一时期他的批评中的“自我”稍有黯然，但在他的评论中仍然从未离开。比如，他评论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时说，“萧军先生的血泪渐渐倒流进去，灌成一片忧郁的田地。他平静了。走出《八月的乡村》，来到此后他长短的写作，我们好像沿着一道冲出夹谷的急湍，忽然当着漭炕的河流。”[10]只是，这时的他，时常是矛盾的，刘锋杰注意到了他文学批评中的复杂与矛盾，解释道，“李健吾没有失去对于时代精神的认同，也没有失去对于文学本质的坚持，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有着思想矛盾，但又在这种思想矛盾之中保持某种平衡的批评家”[2]188。